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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旧市是中国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的一个县级市。面积1587平方公里，人口45.33万，当地以产锡著名，开采锡矿的历史有约2000年。个旧市是中国最大的产锡基地，被称作“中国锡都”。个旧市同时是世界上最早的产锡基地。

新中国成立以来，锡始终是这个城市的基石，矿石从山间挖出，北至昆明、东出广西、南下越南，为人们提供生存资本。一度，这座边陲小城人口密度堪比上海——12平方公里的城区里，聚集了十余万的产业工人和近四十万常住人口。

这里曾是“中国锡都”。如今，资源枯竭，繁华褪尽。1.2万产业工人下岗。工人村毒品和性交易泛滥，个旧已被列入全国HIV感染者人数与当地人口数相比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名单。蹲在山坡上的锡矿工人，远处是露天的洗矿池。选矿厂逐一关闭，留下满山矿坑和上万失去生计的工人。

2008年，个旧进入中国首批宣布的69座资源枯竭型城市名单之列。数百家选矿厂逐一关闭，取而代之的是盗矿与抢矿团伙——其中不乏昔日的产业工人和工人子弟；曾经的火车站成为红灯区，廉价的下岗女工充斥其间；由于地处边境，毒品交易与艾滋病泛滥。

矿藏耗尽之后，工人村——锡矿工人昔日的荣光——成为这个城市中最先坍塌的部分。贫困、暴力和毒品正在侵蚀工人村濒临衰竭的生命，以特殊的方式演变成“法外之地”。

资源的日趋枯竭，催生了人们的不满心态与求富欲望，这让抢矿更加组织化，也更趋向暴力。2007年，一个犯罪团伙雇用了近百人的背工队伍，装备着猎枪、长刀及自制爆炸物“天雷”，浩浩荡荡开进了个旧市内一个矿区，抢走了大批矿石。
甚至连村庄也卷入了抢夺。个旧贾沙乡陡岩村的村民，不满祖辈的山被掏空却无法得利，就曾多次拿着枪械冲进当地矿山，疯抢锡矿与数百斤的炸药。

个旧的老城区几乎被盗矿者挖空了，闹市街道都曾因偷矿而墙倒屋塌、地陷路裂。教育局幼儿园也不得不搬迁避险。资源的衰竭，让盗矿者们失去生计，矿山上的盗矿抢矿结束后，他们开始将手伸向城内。百年来，这些锡矿因品相不高而无人问津，如今却被视作宝藏。
偷矿者白天装作拾荒者在老城区转悠，寻找废矿。他们被称作“地老鼠”，在漆黑的地底淘涮着最后的残羹冷炙。晚上便拎着铁锹，钻入居民楼、商铺之下采挖。最多时，曾有数百人如地鼠般在个旧地底穿行。
一年后，个旧的老城区就几乎被盗矿者挖空了，胜利路段、永胜街、宝丰巷等闹市街道，都曾因偷矿而墙倒屋塌、地陷路裂。教育局幼儿园也不得不搬迁避险。

个旧市工人村里，很多墙上都写着买卖枪支炸药的广告。

人们发觉，矿石的枯竭，也如章鱼一般控制着他们的生活。1997年后，不堪重负的云锡开始了被称为“拆船造舰”的下岗分流，三年间裁减了1.2万从业人员。一年后，宋爱华所在的新冠采选厂也停产了，上千名职工下岗。

此时的火车站业已废弃，成为全市著名的红灯区。曾经的铁轨、候车室变成数十间歌厅、酒吧、按摩院，主要收入来源是向客人介绍小姐。

这些生前寂寂无名的性工作者，大都会送入廉价的焚烧炉，喷不起焦油，来回翻滚，最终由轰鸣着的鼓风机，直接将骨灰吹散。

个旧是全国艾滋感染者占当地人口数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之一。除了政府在行动，个旧艾滋病人群体也起来自救。除了治病和生存，他们更渴望的是尊严的回归。
图为李曼，个旧的一个组织“苦草”的负责人，由于缺乏经费，一些救助当地艾滋病性工作者的活动已经停止。

1980年代，靠近云南南部边境的个旧市便开始受到毒品的侵扰，艾滋病也在1990年代中期紧跟而至。至2010年，个旧已成为全国HIV感染者人数占当地人口数比例最高的十个城市之一。

很多所谓的按摩房、洗头房里面都是暗红的灯光。当地人知道，这都是“红灯区”。她们蜷缩在阴暗潮湿的小屋里，以一次10到50元不等的价格出卖着身体。在等待客人到来的间隙，她们会搬张小凳子坐在巷口，熟练地拿出针线，编织毛衣、十字绣或是足有七层厚、镶着玫瑰花边的鞋垫，完全是居家过日子的。时间久了，周围的居民们带着嘲讽与无奈，给她们取了个名字：“毛线鸡”。 南方周末记者翁洹/图

李曼，以预防性工作者艾滋病感染为目标的民间组织“苦草”负责人，她经常会到工人村给“毛线鸡”们派发免费避孕套。

李曼有时也会和这些性工作者们聊天，她们许多人不甘于沉沦，但无力选择。

个旧工人村社区，这些被称为“毛线鸡”的性工作者在出租房前，一边织毛衣、刺绣，一边等待客人。

一名性工作者匆匆在巷口照镜子。

这名叫王红的性工作者在狭窄的出租房里等待客人。她们的居住环境通常比较恶劣。

一名来自贵州的性工作者，在出租房里整理头发。据调查，这样的 性工作者在工人村社区约有500人。 翁洹图

个旧的老火车站周边，有许多小KTV厅，也是当地的“红灯区”之一。翁洹图

人们后来发觉，即使是城市的衰败，也有着潜藏的次序：曾让工人阶级为之骄傲的工人村，却成为了最先坍塌的地方。这些曾经光荣的劳动者，只靠数百元不等的低保或下岗工资过活，连肉也吃不起。

个旧多年来过度膨胀的资源产业，让其他产业缺乏生存空间，一旦被抛弃，人们很难找到除资源以外的工作。2008年，个旧就有近5万人拿低保，占全市城镇人口的五分之一。

这并不仅是个旧的困境。2002年，国家发改委《资源城市经济结构转型》课题组调查发现，我国20世纪中期建设的国有矿山，三分之一已进入“老年期”，390座矿城中有50座城市陷入资源衰竭。

这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，全球众多废弃的工业城镇拼凑起来就是一部剧烈的现代工业史。2007年底，中国开始重视这一问题。以《关于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》的发布为标志，资源枯竭型城市如何转型成为最经久不衰的经济议题之一。
2013年这一议题持续发酵。继两会政府报告针对性地提出“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，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”之后，《全国老工业基地调整改造规划（2013-2022年）》接踵而至，资源枯竭型城市的突围问题甚至成为省级公务员考试的题目。

个旧则通过发展低碳、高科技产业以及旅游业实现转型，十一五期间（2006年—2010年）连续四年入围云南省县域经济十强。现在，工人村以外的市区也越发繁华，出现了沃尔玛、苏宁电器、肯德基以及众多高级夜总会。

外面的世界天翻地覆，工人村的世界却缓慢停滞，在时间的冲刷下成了腐旧之地。个旧一位63岁的老人，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：“就像筛矿一样，我们这些人都是沙子，晃晃荡荡都被筛了下来。”